6月14日，院工会举办了本学期第二次学术新知分享会，邀请巫永平教授分享了新书《谁创造的经济奇迹》。陈玲、蓝志勇、李保明、李应博、吕孝礼、王有强、王亚华、王庆新、殷存毅、鄢一龙、谢矜、吴延军、周绍杰等二十多位教师参与。

巫老师首先回顾了这本书的研究缘起和出版历程。该书以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崛起为论题，深入探讨台湾经济崛起的政治根源，力图对诸多经济现象，尤其是台湾中小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巨大成功提供合理解释。自1995年将这一选题确立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十年磨一剑”，经历在三个大陆四个地方的研究和写作后于200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今年3月该书中文版面世。

接下来，巫老师重点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战后台湾为何会形成以中小企业主导的外向型出口经济模式？第二，什么决定了国民党当局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

关于第一个问题，巫老师强调，台湾的经济成功是众多因素在特定历史时刻耦合的结果，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这包括：

1．政治因素。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首要目标是政治稳定和巩固统治。为此，让国有企业控制战略性和关键性行业，对民营大企业既扶持又限制，对中小企业既不扶持也不限制。1960年台湾转向出口贸易后，由于民营大企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欧美企业竞争，不愿出口，进而将出口领域让渡出来，形成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意外的空间”；2.经济因素。1960年让新台币贬值并统一了汇率，为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3.重视教育，解决了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4.金融政策。对地下钱庄采取监管但不取缔的措施，保障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5，建立在中国人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中小企业网络，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发展；6，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把台湾纳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7，上世纪50年代形成新的全球产业分工和商业模式，为台湾中小企业从事出口加工提供了可能。

关于第二个问题，巫老师概括为“官僚政治过程”，他着重分析了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的关系问题。巫老师认为，政府的经济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政治理性通常决定了政府的经济行为。遗憾的是，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两种逻辑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二者发生冲突时，政治理性会压过经济理性，决策者通常牺牲经济理性以适应政治理性。

在此基础上，巫老师对时下流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和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发展型国家理论对国家所做的无私、聪明和能干的三个基本假设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套解释台湾经济发展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制度主义由于对制度进行去政治化和去人化的假设，也理想化了台湾经济政策过程。

此外，巫老师还分享了自己对产业政策的理解。他认为要区分几种不同情况，很多产业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产业政策，即使产业政策失败了，产业依然能成功。

最后，巫老师提炼了台湾经验对大陆地区的借鉴意义。他认为，两岸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实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两岸先后都加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也先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两点共同之处奠定了两岸经济成功的基础。不过，在公有经济和民有经济关系问题方面，台湾采取的对国有企业存量不变改变增量的解决方式，对于大陆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巫老师的分享结束后，与会老师展开了热烈讨论。蓝志勇老师对发展型国家理论做了进一步剖析，王庆新老师从文化角度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新的视角，李保明老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享了他对台湾经济的理解，陈玲老师对两岸发展路径的分野进行了探讨，王亚华老师分享了有关大陆经济奇迹的学说，殷存毅老师通过引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一部台湾研究著作对巫老师的台湾研究做出了高度评价。巫老师表示，自己目前正研究大陆经济发展历程。与会老师纷纷表示，期待巫老师的新作尽快问世。

这是通过举办学术沙龙形式邀请新出版专著的教师介绍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促进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该活动得到了学校工会大力支持，获批为清华大学分工会特色活动的项目。